回首，有很多方式。这一次，我们选择描摹那些生动的表情。因为，表情背后是心情，有人情，更看得见民情，望得到国情。
当然，这一次由感性出发的回望，很难完整全面;但我们努力梳理呈现这些国盛之喜、民族之怒、灾降之哀、百姓之乐，用我们的视角为2013留存一张张底片，并期待崭新的、充满希望的2014。
孙家栋办公室的正中央，站着一个“大家伙”——一个直径1.2米的月球仪，用架子支起，比一般成年男子还要高。
“基本上来我办公室的人，都会和它合个影。”孙家栋喜滋滋地说：“以前很多月球仪用的都是外国的数据，而这个‘大玩意儿’用的全是我们自己探测到的数据，更全，精度更高。”
2013年，“神十”飞天，“玉兔”登月，在这个中国航天的突破之年，喜讯连连。
发自内心的笑容，始终绽放在这位84岁的中国探月工程首任总设计师的脸上。
他激动地直起腰板，双手紧握：“成功了!”
解放周末：孙老，您好!今天想跟您聊聊“嫦娥三号”。
孙家栋：知道你肯定要问这个，哈哈，(大笑)确实让人高兴啊!
2013年12月14日晚上8时40分，从广州到北京的飞机刚刚落地，一头银发的孙家栋步履匆匆地走下舷梯。
一到家，他马上打开电视，期待已久的历史性时刻出现在他的眼前：720秒动力下降开始，7500牛发动机开始工作，降落相机开始拍照，15公里、10公里、5公里……“嫦娥三号”着陆器距离月面越来越近，终于稳稳落下。电视机前的孙家栋激动地直起身子，双手紧握：“成功了!成功了!”
这天晚上，孙家栋高兴得好久都没睡着。
喜悦是发自内心的。作为中国探月工程首任总设计师，他太知道这轻巧一落意味着什么：“探月工程分为三步走——绕、落、回，落是第二步也是最艰难的一步。月球上没有空气，落的方法和在地球上完全不一样，靠发动机控制，动力越来越小才能慢慢落下。这一步成功了，意义重大!”
孙家栋越讲越兴奋：“这次落月的另一个任务就是探测器在月球上过‘夜’，月球的一夜就是我们地球上的14天，温度接近零下200多度，要挺过这寒冷的一夜还要靠核电池帮忙。这次‘落’好了，以后就能回来了!”
最大的心愿就是把中国航天事业的接力棒传递给年轻人
解放周末：您现在是探月工程高级顾问，在“嫦娥三号”的研发过程中，您“顾”了哪些“问”?
孙家栋：“嫦娥三号”的研发人员虽然年轻，但是已经非常成熟了。有些大的原则问题，比如立项，我们老中青结合，在一块儿探讨，关键点在哪里，大步骤要怎么走，老同志肯定比年轻同志经验多一点;但工程真的实施起来，细节有很多，必须“落地”。说实在的，我偶尔去一趟，了解到的情况比人家天天在那儿工作的要差多了，去得多了反而会影响他们的正常工作，所以我也控制了去的频率。
比起“嫦娥三号”第一次在月球上亮相，更让孙家栋高兴的是中国航天人才梯队的建设和年轻一代的快速成长。
2003年，孙家栋出任中国探月工程首任总设计师，时年74岁。而现任探月工程总设计师吴伟仁，1953年出生，今年60整。在“嫦娥三号”卫星总体和10个分系统的主任设计师中,只有一位是“嫦娥一号”卫星研制队伍留下来的，其他的不是由原来的副主任设计师担任，就是由逐步成长起来的年轻人担任。
“新生代人才不容小视。”本想请孙家栋谈谈自己，可他说着说着就讲起了那些后生晚辈——
“嫦娥三号”卫星总设计师孙泽洲只有43岁。这位航天系统最年轻的总设计师曾让美国宇航局前局长感慨，“中国航天最令人感到害怕的，不是它所取得的像载人航天工程这样的巨大成就，而在于它拥有一大批年轻科学家和工程师!”
长征三号甲系列运载火箭总指挥岑拯是个攻坚高手。1994年初，长征三号甲火箭发射前夕，发动机试车过程中，设计人员意外地发现发动机的伺服机构工作不正常。大家心中一惊，距离发射仅有20多天，如果不能迅速查明原因，发射就会被推迟。
紧急关头，岑拯带领型号队伍披星戴月地开展测试、试验，查找根源，决不让长征三号甲火箭带着隐患上天。最终将问题锁定在伺服机构的油管上：天气太冷，油管被冻住了。赶在火箭点火发射前，岑拯成功破解难题，那年他才30岁。
“这支队伍算是成了!”说到这，孙家栋爽朗地笑。
“当年我们搞航天工程的时候，聂荣臻老总向我们提出过要求：‘出成果、出人才’。我最大的心愿就是把中国航天事业的接力棒传递给年轻人，让他们操控的中国卫星，飞到宇宙深处，去探寻更多的太空秘密。现在看来，这完全没问题了，我对这支队伍充满了信心!”
那泪里，装着喜悦，装着收获
解放周末：您的笑容特别有感染力，今年您的个人生活中有什么喜事?
孙家栋：也没什么特别的，我就是挺高兴的。我有一个儿子、一个女儿，女儿有个女儿，儿子还没要小孩。儿子年龄也不小了;但他们有自己的想法，我们也不着急。
解放周末：最让您高兴的还是中国的航天事业?
孙家栋：是啊。几十年来，我和航天结下了非常深厚的感情。如果航天出了什么事情，让我不闻不问，那是做不到的。现在航天的任务很多，我也没有都参加，但是一听是航天的成就我就特别高兴。”
孙家栋是一个爱笑的人，无论是在工作中还是生活中，他的脸上总是挂着笑，透着祥和宽厚。遇到有趣的事，他更会哈哈大笑。在好几张和钱学森的合影中，六七十岁的孙家栋都咧着嘴，笑得像个孩子。
几十年来，和爱笑一样从未改变的，是他对航天事业的执守。
1948年，孙家栋进入哈工大预科班专修俄文。1950年元宵节，学校安排学生吃团圆餐。开席后，校领导告诉大家空军正在招人，本是奔着团圆餐里的红烧肉而参加聚餐的孙家栋当场报名，从此就走上了航天路。
第二年，孙家栋和其他29位同学，被选派到苏联茹科夫斯基空军工程学院，学习飞机设计、维修及管理，一去就是7年。
回国后，孙家栋开始从事导弹研发工作。1967年，中央决定组建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孙家栋被钱学森“点将”，出任第一颗人造卫星总体设计师。
7年学飞机，9年造导弹，46年放卫星。
半个多世纪里，孙家栋用笑容陪伴着中国航天事业的发展，更用喜极而泣的泪水见证着航天事业从一个巅峰走向另一个巅峰。
1970年4月24日那个漆黑的夜晚，“东方红一号”卫星发射上天并成功入轨，传回人们熟悉的《东方红》乐曲，中国正式加入了世界“太空俱乐部”，举国沸腾。当时，卫星技术总负责人孙家栋正在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值班，他说，那发射时短短的30分钟好像比30年还要漫长。仰望星空，泪珠忍不住一颗颗滚落。
2007年10月24日，第一颗探月卫星“嫦娥一号”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10余天后，顺利抵达月球并成功绕月。发射中心的人全部从座位上站起来，欢呼跳跃，握手拥抱。孙家栋却走到一个僻静角落，悄悄背过身子，掏出手绢，抹着眼泪——那泪里，装着喜悦，装着收获。
稳扎稳打，将来一定会有中国航天员登上月球
解放周末：您对中国航天事业的未来有何期待?
孙家栋：人类的探索精神是永无止境的，月球只是一个起点。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我们的步子就很稳，按照国家发展的需要，非常符合中国的特色。稳扎稳打，将来一定会有中国航天员登上月球，中国的深空探测器也会飞到火星去!
有人称他是“中国卫星之父”，孙家栋却不喜欢这个“名号”。他一次次强调：航天是个系统工程，卫星是“大家一起造的”，他从来没把自己看得与众不同。
他爱穿“千层底”布鞋，在外面穿新的，在家里穿旧的。有一次，他去人民大会堂开会，穿着破布鞋就出去了，脚后跟都露了出来。在航天大院里，他还是每天排队打饭,别人让他往前面排，他总笑着摇摇头。
如今，84岁的孙家栋，仍然肩负着北斗导航卫星工程总设计师的责任。对他来说，静享安闲更像是奢望。
上世纪70年代，我国已经开始研究利用卫星为地面进行定位服务;但因为国力不足，这项名为“灯塔”的研究计划没有继续下去。2000到2003年间，连续发射三颗北斗导航试验卫星，形成第一代北斗导航定位系统，我国也由此成为第三个拥有定位系统的国家。
“很多人说，GPS(美国研发的全球定位系统)导航系统精度高，免费用，我们何必再去搞‘北斗’导航?”孙家栋回答：“现在是和平时期，你可以用GPS;万一有个风吹草动，GPS用不了怎么办?俄罗斯在搞‘格洛纳斯’导航，欧洲也在搞自己的‘伽利略’导航，‘北斗’是事关我们国家安全的重大战略。”
对于北斗导航工程，孙家栋内心也有一个“三步走”——第一步，先发射几颗试验卫星，建立自主的卫星导航系统;第二步，2012年以前发射12颗卫星，覆盖亚太地区;第三步，到2020年左右，共发射30余颗卫星，组成一个覆盖全球的网络。
为了这个梦想，老人脱下了布鞋，换上了皮鞋，奔走于全国各地，去宣讲“北斗”的意义。对他而言，有梦想、有奋斗的人生，虽然辛劳，但喜悦满满。
